重庆来福士广场:坦率的丑陋还是矛盾的真实?
bsharkl / / / 阅读量 582
上个月曾去珠海出差,苦闷于的士时光漫长,便与的哥闲聊起来。 在侃到我来的城市,也就是重庆时,我询问他对重庆的意向。他说他知道这是一座山地城市,地势高差极大。我深表理解,做他这一行,必定对地形地貌有着更敏锐的认知。 随后他补充道:“你们拉,系不系有一栋房几啦,特别高的啦,中间驾着一座很高滴桥......” 我有点惊恐。惊在来福士广场竟然真实地成为了一座地标符号融入到人们对重庆所构成的共同认知体系中去;恐在他比划中间横跨的水晶连廊时双手已然全部离开方向盘。 最后,的哥试探性地做了一下总结:“那真的系一栋很了不起的房几哈?” 他的目光经由前视镜小心翼翼地反射到我的眼中以期望获得认同。而我用咳嗽的动作表示对共识达成的回绝。 对来福士,我并不持赞许的观点,甚至有些专业基因内的先天性反感。但它与我在同一年降临于巴渝之地(笑),因此我自觉有一种冲动去看它,说它,品它,以使我对它的情绪有更正当合理的解释。但,终究却变得更加复杂。

PART1

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 来福士广场最富有争议的一点,来源于其所降临的位置——朝天门码头。而朝天门,据说最早诞生于公元前314年,秦灭巴国后修筑巴郡城池时所建。 到明洪武年间,重庆府指挥使戴鼎在宋代旧城的基础上大规模修筑石城,形成了重庆后面的“九开八闭”十七门之格局,也暗含着九宫八卦之意向。 在九个开门中,朝天门是规模最大,气势最雄伟的城门,内外两层,是为瓮城。内城门洞上书“古渝雄关”四个大字。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古时朝天门为地方官员贡迎圣旨和钦差之地。因此,朝天门之“天”字,不为其他,乃是天子之意。 清光绪十六年,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虽使得朝天门码头的川江航运逐渐被洋人所控制,但从经济角度上看,开埠通商却极大地发挥了重庆的区位优势,奠定其长江上游区域经济中心的基础。 1927年,重庆商埠督办公署工务局称“朝天门为本埠之尾闾“,意在通过拆除朝天门城门和城墙的方式以进一步扩建码头,疏导交通。 22年后的”九·二“火灾,则更是使得朝天门及其左右城墙只余城基墙垣。而直到1998年,朝天门广场的修建,才真正将城墙推入两江,卒于历史。从此,大门无形。 事实证明,老重庆人记忆深处的朝天门广场,是建立在更老重庆人记忆的残垣断壁之上。 ”朝天门,大码头,接官迎圣“。如今”官“已去,”圣“不再,朝天门又该朝向哪里呢?

PART2

朝天门,棒棒军,批发市场 所幸,朝天门码头物质空间变革的背后,是基于改革开放的经济与业态的发展。比如说与码头息息相关的朝天门批发市场,曾为中国十大批发市场之一。许多白手起家的重庆人在这里挣出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而另外一个富有地域性的打工阶层——山城棒棒军,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涌入到重庆市区。他们肩挑背扛,奔赴大街小巷。“诶,棒棒!”~~~~“来咯~~~~~~”这样简单的对话在当年的朝天门每天都会响起。甚至直至今日,也能依稀于现代化的边角中辨别出他们的痕迹。 似乎,大门无形的朝天门,也在重庆人的经营下重现了勃勃生机。 然而,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朝天门的牛角形地势虽便利了水运,却复杂了内陆交通转换,常形成拥堵。而相距不远的解放碑逐渐发展成为重庆的经济中心。因市场经营的商品档次较低,朝天门逐渐失去经济活力。 朝天门重庆港客运大楼和三峡宾馆爆破 2012年8月30日16时,重庆港客运大楼和三峡宾馆随着“砰”的巨响,相继倒落,瞬间化为瓦砾。而这,也同时敲响了朝天门的丧钟。批发市场搬迁,棒棒军也无用武之地。喧嚣了数百年的朝天门码头阿,至此沉寂了下来。 直到一座庞然大物突然降临。

PART3

朝天门,来福士,西部之门 重庆来福士广场的落成并非偶然,后面所包含的一揽子政策其价值远远超过建筑本身。 从2006年的《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到2016年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再到2013年的”一带一路“,使得作为西部地区中心城市的的重庆迎来崭新的机遇。 政策的扶持下,资本的倾注便显得无可厚非。新加坡的凯德集团率先将目光投向重庆。2005年进入重庆市场,2012年投资211亿元将旗下最大的来福士(Raffies City)落在朝天门。2018年收购中华两江春城项目,以进一步扩大重庆的业务版图。 然而,这一切并不是简单的企业之间的资本运作。凯德集团的背后代表着新加坡,而重庆来福士的落成则是我国与新加坡两国之间经济合作的一架重要桥梁。2015年,2016年,2019年之间的各种协议与峰会,都在一步步地加强重庆与新加坡的经贸往来。新加坡已然是重庆现代化转型的第一大投资来源国。 而站在重庆市的角度来看,则有三重层面: 一则是意欲通过来福士广场的落成,重新将流量与目光从解放碑拉回到已然没落的朝天门,使其重回重庆核心的历史地位。二则是通过来福士的开发促进中新两国的经济往来。三则即打造世界级的地标建筑,加速重庆融入全球化经济的过程。 2009年政府征集方案的过程中提出要让朝天门成为”重庆之窗,西部之门“。门窗何用?皆是沟通内外之所需。重庆便是这样一位想要闯荡的少年,而1997年的重庆直辖市的设立,则暗藏了家长的默许和期望。 但是事物并非总是非黑即白,灰色则更是常态。来福士广场的批判和非议伴随其从怀胎十月到呱呱坠地。如果政企合作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那么来福士是否也是建筑学层面的必然结果呢?

PART4

来福士广场——一个无可奈何的结果 朝天门码头由嘉滨路和滨江路包裹,朝东路,新华路与陕西路从南向杀入。 基址上原先坐落着前任重庆地标——重庆客运站,高110米。彼时的客运站设计即隐喻帆船造型,已有“航行”与“一帆风顺”之意。而南侧则为重庆规划展览馆,朝天门广场便为其屋顶。 在来福士广场坐落之前,这里不是没有过地标性建筑的设想。朝天门广场落成次年,重庆建筑大学92岁的著名教师唐璞便发表了《关于重庆市朝天门广场规划设计的构想》。其中提出三点: 1.不仅是百年大计,而是千年乃至万年大计;2.应作为世界之最。朝天门广场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应与德方斯大拱门和自由女神像比肩。3.即要显示中国传统,也要富有新的时代感。 因而他提出了极富有雕塑感的大型建筑”宇宙之光“,以期作为”五省市经济发展中心的一座有代表性的大厦“,并最终因一些原因无法实现。 但12年后的朝天门地块开发建设合作协议上,嘉德置地总裁却欣然谈道:”......这块山城宝地为我们提供了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来开发建设一座涵盖高端住宅、购物中心、甲级写字楼、服务公寓及酒店的综合性地标项目。“ 因此,来福士广场的裙房几乎占据了道路内所有可用的面积。除去地下车库,地上便有六层商业裙房。 裙房之上则为超高层塔楼。按理来说,塔楼的布置应当有以下几种方式:一者是塔楼朝南向布置,将更多的裙房屋顶作为公共空间置于北侧岸边,兴许这极大地促进了江景作为公共品与市民的联系,也更符合北低南高的地貌,但对两江的退让毫无疑问会导致对内城更严重的压迫和日照遮盖(现已然十分压抑),且不说南侧不规则的基地轮廓会对塔楼的布置带来影响。 又或者是将塔楼沿着江边布置(正如现在所看到),这很大程度上切断了内城与江景的对话,却使得裙房上的公共空间与城市接壤,即便这是一块被握在手心里的公共品。 而如果空出中间地带,将塔楼沿东西两侧布置,则又会导致朝向问题,更重要的是,面积过于局促的问题——因为这块地方的容积率给的实在是太高了。 因此,在江景与城市的权衡利弊中,摩西·萨夫迪 (Moshe Safdie)选择了将塔楼布置在外侧。但出于规范间距的必然因素以及尽可能的透明性,塔楼之间的间距被拉大,并将其中两栋设置在背后。 这却又导致了背后两栋的景观和日照遮蔽。即便适当的扭转已然在一定程度地加大了前排每栋塔楼的景观面。 此外,塔楼的布置采用中间高两边低的方式,这的确显得挺有“气势”。但同时也可以从渝中半岛中间高两边低的地势来做理解。 中间一层的四栋塔楼所架起的水晶连廊是为来福士广场最大的吸睛点,也是最大的诟病。“全球最长的空中连廊”,亦或是“横架的摩天楼”等名号,都无法遮掩其与金沙酒店高度相似的现实。萨夫迪“晚年划水”之作的判断便由此而来。 然而,萨夫迪本人却坚持“朝天扬帆”才是来福士的设计理念。塔楼弯曲的弧线隐喻鼓风的扬帆。这与前任的重庆客运站之理念不谋而合。 来福士另外一处被诟病的地方在于,它不仅阻隔了城市与两江的视线,同时也极大地妨碍了前往朝天门广场的流线贯通。先说车行,除了嘉滨路与滨江路可沿江直达,朝东路和陕西路的车流均需经过极为复杂的架空车库。这使得古时圣上走过的“接圣街”现在不得不沦为车道,暗无天日。 人行流线的安排,似乎也属尽力而为。裙房屋顶的顶层向南倾斜一定坡度,配合少量台阶,将其作为城市的延伸,以期将占据的空间重新在屋顶上归还市民。 而通往朝天门广场的流线,则不得不需要穿过中间的商业裙房。由于裙房实在过大,内部做了两横三纵的划分行成内街。 相交处做许多中庭贯穿上下。巨大的尺度带来人意向的混乱,因此主要的三个中庭做了不同的形状以此区分。 总的来说,萨夫迪是考虑了南北两侧的穿行的。穿行仰赖于北向直接连接朝天门广场的平台和南向连接城市道路的坡道,穿行流线倒算大体笔挺,层层的楼梯也被做为呼应重庆攀爬山地的意向。最大的问题出在,此处穿行不得不经过裙房内部而沾染上许多的铜臭气。 而通往写字楼和住宅塔楼等的步行流线,则仰赖裙房屋顶的广场。略微可惜的点在于,倾斜的屋顶,光滑的石材铺地碰上重庆的多雨天气,便使得游人需要小心谨慎方可避免摔跤。其次屋顶沿江一带时常铁门围合,使得要屋顶观景成为一种具有运气成分的行为。 为了避免巨大的裙房界面看起来太过于死板,萨夫迪在三面做了常规的凹凸处理手法,略显活泼,凹凸之间的植物百无聊赖地生长,不知何时才能一如效果图般的茂盛。 底部的裙房大体如此,水晶连廊则可再多说两句。原本萨夫迪设想的是与金沙酒店相似的开敞连廊作为市民的另外一处空中公共休闲空间。但却存在三个问题: 1.气候:重庆阴雨绵绵,不似新加坡的气候,因此只能以玻璃相盖。 2.朝向:连廊向南不向北,城市的面貌大抵是配不上“景观”二字的 3.管理:全球最长的空中连廊,却有着不与其相匹配的开放长度,且开放的代价是一百八十元的人民币(因此去过多次也从未想上去看过)。 两侧半圆形挑台的玻璃地面倒是给予人壮观的体验,但也是常规操作。 最后说一下塔楼,从前几稿方案来看,塔楼的表皮应是通透轻盈的,天空与江景的反射削弱了建筑的厚重感。且体量更为修长,造型更为优雅。诚然虚拟并不代表真实,但起码一定程度上代表建筑师的设计意向。可现有的幕墙材料与工艺实在算不上上乘。体量也更为粗壮,配合上关节般的避难层,整体如一只稍握的手掌,将渝中半岛包裹其间。那么,究竟是什么造成了买卖前后的差异呢?这里也不得而知。

PART5

对现有争议的一些看法 建筑本身说到这里,也算差不多了。但依然想就争议点发表一些自己的尽量客观的看法。让我们从大往小了说。 1.谈历史:毋庸置疑的是,来福士从建筑学视角来看本身与重庆历史并无半毛钱的关系。因此沦落至利用室内浮雕来打发人们的怀旧心理,但也被和平精英的布展抢了风头。两者的跨次元拼贴让人觉得甚是戏谑。 但客观思考,记忆与历史从来都是中性词。同一物理空间的存在是无数代人记忆的拼贴。因此不加限定词的谈历史是耍流氓——即你究竟要谈的是什么历史?又是哪儿段历史? 何况,历史与当下的分界线日益模糊是蔓延在所有城市的日常现象。文化层之间的挤压与侵蚀在城市这座熔炉中每天都在上演。被打卡的网红景点,与真正的历史到底有多大程度的关联呢?打卡者又有多少真的关心历史呢? 我们知道,朝天门有多种版本,从“古渝雄关”的瓮城,到开埠的码头,再到小商品批发市场,再到荒凉的失落之地......朝天门的确在当地市民的记忆里有着重要的位置,但这并不代表记忆便会带来活力。 几年前熙熙攘攘的解放碑与冷寂的朝天门的对比表明了一点,那就是:更多时候,“回忆”只是一种对现有颓废的诗意默许。历史的宝贵在于作为抽象“历史”的丰富性,而不仅是具体“历史”的追忆。况且,摩天楼作为西方现代主义下的产物,如何能够表达出华夏气质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此一切都显得差强人意。 2.谈趋势:重庆升为直辖市,表明了它将有能力略过一级行政体系以便更快地与外界沟通和交换。但这总是有代价的。在大的层面,无论我们如何侥幸,全球化的代价不是地域性的丧失,就是地域性的挪用和消费。这好吗?这不好。但就好比明知道周末补课是对学生休闲时间的殖民,但是全班都补,你补吗?如果你不愿意,也得先过家长这一关。而优缺点总是硬币的两面,因此兼容并蓄的期望往往化为先后顺序的方式处理了之。 3.谈选址:基于上述判断,朝天门因为其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历史积淀的丰富性以及沉默多年的社会性等因素,毫无疑问成为了沟通外界的门票。权力希望振兴,资本希望盈利,市民希望娱乐,因而诺大的重庆,其实已然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若此处不那么重要,便也不值得拿来交换。 但是话虽如此,作为近代重庆城最重要的公共品,被开发是一回事,被高强度开发又是另外一回事;一定的商业开发是一回事(毕竟公共空间与商业空间的界限如今越发模糊),过多的住宅开发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公共品的私有化,目的是作为附加价值带动空间价值的提升。这导致八栋塔楼中有五栋皆为纯住宅楼,其中包括北面最高的T3。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追求价值并无问题,问题出在价值的分配上。 4.谈建筑:来福士广场这栋建筑,从建筑学角度而言,除了奇观般的形象,实在无太多亮点。但这个锅我觉得可能并不能简单归结于萨夫迪晚年“划水”这样的原因。限定的基地,限定的层高,限定的功能(过多的住宅规划),规定的面积(作为一种销售的商品)等等。这导致无论谁操刀,都逃不开“大,高,挤”。2019年来福士荣登“中国最丑陋十大建筑”榜首,其原始贪婪的体量是罪魁祸首。 但这并不由建筑师一人决策(连主导都远远谈不上)相比于国外所谓的大师于国内的“创意佳作”,来福士已然屈服于现实许多,多年的设计成为了一种矮个里挑高个的排除法。 让我们纵观2009年公众评选的朝天门十二个建筑创意方案,无不奔着“高大”而去。差别只是在于,塔楼的数量远不如现在的多。但仍然发问:这是建筑师能确定的事情吗?恐怕还真不是。指标战胜设计,大师服从甲方,这是不争的事实。若大师想发挥,便拿挤兑出的边角料使去吧(如果还有的话)。 5.谈划水:对萨夫迪的批判聚焦最多的是与金沙酒店相似的水晶连廊。这是划水闹着玩的吗?破案讲究证据和逻辑,在此我试图给予一些线索:来福士广场是中新两国经济战略合作的关键一环;金沙酒店是新加坡的标志性建筑;来福士广场也意图成为重庆乃至我国走往国际化的标志性名片;萨夫迪曾操刀设计金沙酒店,且因空中连廊而闻名;来福士广场的设计同样选择了萨夫迪,且运用了同样的手法...... 连打太极的大爷都能跨行看出两栋建筑的相似性,萨夫迪作为一位经验丰富,佳作颇丰的建筑师,他难道看不出吗?不可能;他能预料到被指责概念重复的风险吗?绝对能;如此宝地和难能可贵的扬名立万之机会,萨夫迪会敷衍了事吗?是个建筑师恐怕也不会。那么他究竟为何甘冒千夫所指的风险而要做出相似的设计? 在《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的公告封面中,我看到了一张海报。很明显,金沙酒店与来福士广场被作为两国的标志性建筑而拼贴在一起。这里需注意,右侧的来福士为效果图,且水晶连廊尚为开敞,证明是多稿方案以前,还远谈不上板上钉钉。那么这样急匆匆地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为何? 这说明,水晶连廊已然可以作为一种象征性手段,超越艺术的范畴而去象征某种国际合作,简而言之——一对捆绑CP。那如果推测成立,且真的要甩锅,这个“重复”的锅是否真的要甩到萨夫迪的头上呢? 建筑永远是个多方面考量的因素,在社会摸爬滚打的前辈们想必早已心知肚明。而近年来“大师”们的肆虐早已让人觉得这个代号下必定暗藏更多话语权和主导权,但真的都是这样吗?也许是个挡箭牌也说不准。

PART6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 出差回来,我又实地溜达了一次。远远看去,相比于帆船,我觉得来福士的形象更像是一座生锈的王冠,戴在了朝天门之上。 我相信,这不是一个一拍脑袋就定下来的工程。而是在多年设计之中,进行多方矛盾探讨与取舍的结合体。它深陷于内与外,公与私,历史与当下,建筑与城市,标志性的巨构与人性尺度等多方面共同构成的复杂矩阵中,并如其庞大的身躯一般,将矛盾扩大显现出来。 来福士广场的落成,意味着朝天门之“天”字,已然由古时的“天子”,变为了全球化的“天下”。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若戴冠不可避免,而这冠之重量,则究竟又是谁在承担呢? 1.参考文献 : [1]地图与影像中的近代重庆城市 空间结构演变 张馨匀 [2]重庆主城空间历史拓展演进研究 舒莺 文献提供者:骨架鱼 [3]其他参考文献因尚未发表,故暂且不表 2.图片来源: [1]何智亚黑白摄影选 [2]大部分图片资料均已标注来源,版权或摄影者 [3]未标注任何来源的分析图均为作者自绘 [4]感谢圣诞结,ORDENADOR,言西早等人的倾囊相助,杨门天下第一! [5]以上观点只代表作者个人想法,如有雷同,那可真是巧了。转载请著名出处
支付宝捐赠
请使用支付宝扫一扫进行捐赠
微信捐赠
请使用微信扫一扫进行赞赏
有 0 篇文章